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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多高,怎么补,多余的玉米该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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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CPPCC农业部门39人的座谈会上拿起话筒:“政府工作报告建议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植养殖结构,适当减少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格补偿分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购销体制改革。要很好地贯彻这一原则,我们需要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可行的具体政策计划。”

这个话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的关注。他说,“价格补偿分离”意味着政府不直接进入市场购买农产品,而是设定目标价格,然后直接补贴农民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自2014年以来,中国率先从东北大豆和新疆棉花入手,改革市场支持型采购制度,试行目标价格体系。政府将不再直接进入市场采购和储存,而是向农民补贴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玉米脱销应防止休耕过程中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倾向,大力推进规模经营,使农民从规模经营中受益

柯炳生接着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剩余玉米库存进行准确的统计和分析,不能盲目扩大。其次,最重要的是取消购买和储存农产品保护性价格的政策。国家将不再为支持市场而购买和储存农产品,并将把目前用于购买和储存保护性价格政策的所有财政支出转化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同时,一方面,我们必须解决现在的剩余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竞争力。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企业家郑达集团副主席杨小平抓起话筒:“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玉米去库存化问题需要国家进行组织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现在我们不仅要谈国内供求关系,还要谈国际供求关系,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的玉米卖给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注重科技进步和政策力量,大力发展规模经济,扶持龙头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大学校长助理霍习雪插话说:“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的区域管理方法,改革我国农业的区域管理体制,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的地区,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和整合金融、信贷、保险、技术等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农业一揽子政策。”

巧合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桂也在NLD社区分组讨论中提出了建议。他建议通过立法或政策,加强对大麦、木薯、DDGS(玉米酒糟及其可溶性物质)、高粱等非配额农产品进口的控制。此外,政府应引导和倡导主要谷物玉米,同时优化和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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